要约是对各种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之意思表示进行的抽象，承诺是对各种同意相应要约的受要约人之意思表示进行的抽象，而合同订立的书面形式是对张三李四订立合同时，采取的合同书、信件、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之形式进行的抽象，等等。
三、我国当前性交易相关的立法概况及其完善建议 （一）我国有关性交易的立法概况 我国当前对有关性交易的立法规定主要散见在刑法法典、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中。性服务的存在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
三是只对违背妇女意愿而从事性交易的行为实施有罪认定，如日本。已存在荷兰首府市中心六百多年的红灯区可能要消失[4]。原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1卷）第6期 进入专题： 性交易 违法性 合法化 。因此，娼妓馆家数减少，荷兰的性产业规模並未成长[3]。对性交易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规制，世界各国的立法态度并不相同。
主张性交易非法化的一方主要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认为用货币购买性服务是不道德的，它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也是对女性独立地位的践踏。性的需求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部分人的需求，有可能增加性暴力事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黄宗智先生跨越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的通达历史视野下，他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法律实践所依托的矛盾社会形态及其悖论法权特征。
而如果把握不好，则可能蜕化为对现状合理性无批判的承认。而由此可以回避在历史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维度上对法律发展道路作总体性的历史考察与价值评判。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既有现代官僚行政科层制从属于传统行政法规范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既高度集权又深度渗透社会却不隶属于国家公法规范范畴的党国全能体制。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农村地权安排，是依据不允许耕地自由买卖但平均分配耕地使用权的原则，再配合以城乡二元的户籍法规定，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法律所强行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化农业。
对历史和现实的整体解释，最后变成了各种庸俗理论的简单拼凑。黄宗智先生毫不讳言，其历史问题意识其实不只是出自学院派的爱智，而更来自感情，来自对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体认。
又因为，惟有通过这种必要的限缩和切割，才可以为法律的科学研究创造出一个合适的封闭实验室环境，各种分析资源才可以顺利地发挥它们的理论作用。正是通过这种反对和抗拒日常实践的姿态，来承担其作为法律系统的特殊功能。因为，对于矛盾原则融洽共处的善意期待，就会要求对历史作出符合此种融洽共存状态的解读和认可。这实际就意味着，作为正规的国家法律部门及其权利规则，实际只涵括保护了不到五分之一的劳动就业人口。
因此，黄先生深刻地意识到，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实践理性其实符合中国文明的基本倾向：只有将儒家的道德化思维转变为一个能被一般公民所接受的标准，进而凭借实践理性的标准来决定法律制度的善恶，只有如此才能从杂多的实践逻辑中辨认出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发展道路。本文原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03期。这种法治发展逻辑就不是传统左、右派之争中坚持的政府和市场、公法与私法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否则，实践论就有可能蜕化为无原则的浑融主义和犬儒主义。
法律作为一种超越日常实践的规范性力量，天然具有某种反日常实践的特殊色彩。这种感情驱动而非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也更持久地成为他不懈探索中国历史实践的真正动力。
而作为最大多数的劳动人员，实际上被整体地排斥在正规的劳动法律体系之外。相反，在他看来，各种法律本土派和模式派的实践论，恰恰由于其只是回顾性地关心司法实践和无视前瞻性的法律准则，无视前瞻性的价值规范，所以只会陷入盲目的保守从而在根本上背离真正历史的实践逻辑。
他认为我们可以在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决定对不同理论及其不同部分的取舍，结合多种理论传统中的不同洞见，进而探寻和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概言之，法律的历史实践必然包含目的、原则和道德的维度。这也是各种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观念力量在形塑法律历史过程中的真正力量。在我们既有的法学研究视野之下，无论是偏重条文解释的教义法学，还是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析，乃至强调中国传统与本土资源的法学流派，都很难在其理论和概念体系里正视和处理 1.53亿户籍农民在城镇就业，以及2.17亿农民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这两大事实。最终，他超越了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化的简单范式，在种种历史力量的张力、拉锯和撕扯与磨合中，寻找历史视域融合和超越的契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和小农家庭财产制的特殊安排，确保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式和非正式农村劳动力可以持续被城市资本以低成本吸纳，从而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而作为后发的法律移植国家中的法律人，我们还会面临比理论/ 实践矛盾更深层次的价值认知困境，因为我们还必须处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很容易陷入各种应然和实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价值选择困境。这种特殊的法制结构成为了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不仅劳动法规如是，环境保护法执行等其他方面都如是。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兼容不同的形式原则，在观念上强调其共存的合理性，进而构造出一个抽象层次上的黄金调和原则（如中国法的道德实用主义君主官僚制传统）。在这里，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考察就获得了一种历史社会法学和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理论提升的潜力。
它假定了法治化进程最终会顺利突破城乡分立的社会格局，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来保证一个橄榄型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这正是黄先生念兹在兹的既带有历史视野也带有社会关怀的历史社会法学进路，这也正是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所在。
它既可以容纳普通法的传统，也可能涵括法家主义的传统。以财产权为例，就至少存在多种不同的产权模式的并存：一是传统中国过密化的糊口小农经济和家庭财产制的延续，它也是今天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法律的重要历史根源。善与恶之间的道路选择，更是需要以理解历史道路的复杂性和悖论性为前提。面对这类难以承受的历史和认知重担，作为法律知识人的研究者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蜷缩到乾嘉学问的诱惑，即希望可以依照科学、客观、中立、技术化的路径来处理法律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悖论政体结构下，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依然无法实现其各自功能运作意义上的封闭和分化，政治权力依然是国家和法律秩序展开与演化的中心，并且经常出自各种货币和财政上的经济实用考虑来决定法律体系的规则制定与司法实践。与那些指责黄宗智先生具有维护现状的左派倾向的批评声音完全不同，黄先生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还要强劲的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的联姻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法律现实。
各种宣称理论要为实践服务的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法律学说，究其根本问题就在于缺乏前瞻性和批判性的道德价值维度，特别容易沦为对现实合理性的论证和辩护，从而无法借助对历史实践的认知反向提供改变历史现实的价值指引。但这种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都阻碍了对于中国法律实践历史真实逻辑的探寻。
它允许法律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悖论现象，从而可以允许多重的矛盾和悖论、创新与演变，而不是将历史发展路径锁死在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式之上。而中国企业产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等级化的所有制形式，由此再形成各种特殊的产权结构以及相应的物权、债权和侵权法制度安排，同时还包括极为复杂的法人间与法人—自然人法律关系的构建。
但实践论的问题在于，它容易导致对历史和现状合理性的先天接纳，和对当下不合理状态的确认和巩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其背后都有特定的规范性条件预设，这些规范性条件预设所代表的，往往是冲突与敌对而不是始终友好相处的历史力量。可以看到，正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种非市场行为和反法规行为，通过包括金融、财税、户籍、劳工和环保在内的多种国家公法手段，才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资本逻辑发挥动员作用的市场结构和法权体系，从而可以用最有利的成本/收益核算来招引各种资本。黄宗智先生具有尤其高超的融合不同理论传统和历史传统的能力，他绝不墨守任何一种理论，而是针对历史和社会实际活学活用现有理论资源，并且随时根据需要建构新的概念。
而基于自由主义法律原则前提假设的各种形式主义理论，则可能无视和否认这种不公正法律的产生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黄先生的历史社会法学，真正超越了我们将法理学和法史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造成两者各行其是、互不过问的旧有格局。
如果把握得好，是融会贯通。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法律发展模式实际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而各种采取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方法路线的法学理论，都忽视并掩盖了既有的民商事与经济法部门在有关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法律规则构造过程中的正义性问题，夸大了其作为法律规则制度的整合性程度以及法治将自动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建成的乐观想象，借此也否认和掩盖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实际，并且规避和转移了对于巩固这种不正义的悖论制度安排的拷问。
而由这种地权和身份权安排所形成的过密化小农家庭财产制，其法权逻辑就与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农场法权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同时也与城市资本和企业产权两相呼应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中心—边缘的法权等差结构，从而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福利支出从而大幅增加其资本回报率。正如黄先生在其系列法史专题研究中展示的，今天中国法律实践中仍然延续着古代法律传统（如调解制度、家庭主义赡养、继承和产权法则及制度），以及西方现代法律传统，还有来自革命传统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婚姻法律和法庭调解制度）。
